2009年4月13日是蒋经国的百岁诞辰，《南方周末》出现了篇名为《记住蒋经国》的纪念性文章，作者是南方周末特约评论员长平。
长平在这篇文章中写道：我们更不应该回避的是，历史将会无可争议地记载，蒋经国一生最大的功绩，是他超越个人、家族和党派的私利，解除了戒严令，开放了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带领台湾结束了专制政治，推开了自由民主的大门。
长平还写道：我们也留意到，在自由多元的社会空气中，蒋经国百岁诞辰纪念无论怎样高调和隆重，台湾人也没有将他神话的可能。台湾社会几十年来的反抗运动，无论是普通老兵的街头抗议，还是政治精英的舍身坐牢，正是他们的不懈抗争，促进了蒋经国的觉悟和反思，逼迫他作出了正确的选择。正是他们的智慧和勇气，铸就了蒋经国的历史丰碑。蒋经国所做的事情，不过是少滥用权力，多顺应民心。
随后，《北京日报》出现了署名作者为“北关”的《长平为何要记住蒋经国》一文。北关责怪长平，“无视绝大多数人民的实际需求和利益”，责问长平为何要记住蒋经国。
这个事情很奇怪，这不由得叫我想去2008年的三四月。2008年的那个中国西部藏区域的事件后，长平在《南都周刊》发表了《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一文。据说，因为这个文章，有人指控《南都》为反花媒体。
那个时候，即就是4月11日，《北京晚报》出现了《造谣自由的南都长平》的文章。《北京晚报》从长平的“言论自由天然包括说错话的自由，尤其是质疑权力的自由，比谣言更可怕的是对言论自由的剥夺。”直接按照自己的逻辑，推论到““言论自由 ”就可以颠倒黑白、捏造事实，就可以肆意歪曲历史、可以信口雌黄、可以“自由”地造谣、“自由”地抹黑、“自由”地扣帽子。”
这个文章，让我隐约感觉故纸堆里的腐朽文化再次浮现，久违的某革文风劫持主流媒体的优越感开始叫嚣。显然，按照《北京晚报》的逻辑，其实自己正是自己要批判的对象。
这样还嫌不够，还要再上升，认为长平所在的南都是南方报系的，开始延伸到攻击《南方周末》，说“南方报系中以《××周末》为代表的报纸，一直以来标榜自己是中国最“西化”的报纸”。最后，《北京晚报》想当然地说长平们（怎么就成集体了呢）“为了达到自己的某种阴暗目的”。
如果当初我还纠结于这些文章中的具体内容，经过一年后后的情况来看，貌似有些戏剧化了。先是《北京晚报》，对长平这个人指指点点，一年后，又是《北京日报》，对长平这个人指指点点。
抛却其他的一切，一年左右时间里，《北京晚报》和《北京日报》轮番对长平这个人表示极大关注，看起来是个有趣的现象。
这个北京日晚报现象，值得探讨。
BTW：《南方周末》网站关于《记住蒋经国》的文章已经消失，当然通过数据查询还是可以看到一丝儿的信息的。
不过，《北京日报》对长平不满的文章倒还在。
图：长平
附《记住蒋经国》，作者：长平 来源：《南方周末》
本周一（4月13日）是蒋经国百岁诞辰，台湾社会高调纪念，隆重追思。作为大陆人，不仅要看到这与马英九当局寻求历史资源、突破现实困境的意图有关，还要了解很多台湾民众对蒋经国情真意切的怀想，更应检索蒋经国留下的历史遗产，为中国的未来发展创造更多的想象空间。
回想三十年前，蒋经国的名字紧随蒋介石之后，在大陆社会是“独夫民贼”的代名词。时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从流行音乐开始的文化欣赏，由老兵回乡看到的物质落差，让大陆人对台湾及其领导人的印象有所转变。经历了一个模糊期之后，大陆民众开始了解蒋经国的亲民作风，知识分子则认真对待他在台湾推行的经济政策和政治改革。到了今天，我们能够在台湾人的怀念声中，去回顾那一段曾经被遮掩的时光，把蒋经国对台湾的贡献当作共有的历史镜鉴。此番知人论事的经历，也体现了不可逆转的世道人心。
蒋经国一生政绩之中，如今最容易被大陆人说起的是，他在民间呼声的压力之下，又顶住官僚体制内的反压力，打开了老兵回乡探亲的大门，为两岸的政治和解铺垫了一块重要的基石。这固然发自于他“遥念故乡，深感流亡之苦”的游子情怀，但是我们更应该赞赏的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胸襟见识。就个人际遇而言，一方面他对故土的思念难舍难弃，另一方面他在曾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也很清醒地意识到：“我已经是一个台湾人。”他的政治身份更是一位台湾的领导人，将基本的权利与自由还给台湾民众，是他的政治职责。
在大陆最无可争议的是，蒋经国执政台湾期间，于困顿的政治境遇之中，苦练内功，力振经济，让台湾人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从1972年到1988年，台湾人均所得从486美元攀升到5917美元。他的“十大建设”虽然有计划经济的痕迹，也受到破坏环境的诟病，但是由于搞活了民间社会，注重产业结构的调整，以电子科技作为导向，更刻意消弭贫富差异，钟情乡村建设，当台湾跻身“亚洲四小龙”而光彩熠熠时，全世界更多地对它投以赞美的目光。
我们更不应该回避的是，历史将会无可争议地记载，蒋经国一生最大的功绩，是他超越个人、家族和党派的私利，解除了戒严令，开放了党禁和报禁，带领台湾结束了专制政治，推开了自由民主的大门。尽管他一生尽享独裁专制的盛宴，也依靠特务军警维持着并非民选的政权，但是他并没有以此作为荣耀，到晚年还隐隐感到了耻辱。他明智地告诫身边的人：“权柄，很容易去用它。难的是，什么时候不去用它。”1986年9月民进党成立的时候，他的幕僚之中很多人沿袭专制的思维，要求进行镇压和逮捕，但是他予以回绝，留下了“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的警语。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他利用权柄维护了民众反对的权利和自由。
蒋经国辞世之后，台湾经济和政治并非一帆风顺，崎岖坎坷，甚至乌云弥漫，但是这丝毫无损于他的政治功绩。即便现实再糟糕一点，他对于民生和民权的认可和维护，也永远值得历史深刻铭记。何况，他的做法已经推动而且必将继续推动台湾社会的发展。
我也留意到，在自由多元的社会空气中，蒋经国百岁诞辰纪念无论怎样高调和隆重，台湾人也没有将他神话的可能。其实，此情此景中，我更想到了台湾社会几十年来的反抗运动，无论是普通老兵的街头抗议，还是政治精英的舍身坐牢。正是他们的不懈抗争，促进了蒋经国的觉悟和反思，逼迫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正是他们的智慧和勇气，铸就了蒋经国的历史丰碑。蒋经国所做的事情，不过是少滥用权力，多顺应民心。
附《长平为何要记住蒋经国》，作者：北关 来源：《北京日报》
《南方周末》近日刊登了一篇题为《记住蒋经国》的言论，文章检点蒋经国一生的“丰功伟绩”，通篇怀想赞美之辞，树碑立传的意味尽显无遗。且不说台湾民众对蒋的怀念并没有作者所说的那么高调和隆重，就说长平先生这样一位生活在大陆、尽享新中国阳光雨露和改革开放发展成果的所谓“媒体精英”，竟然要从海峡对岸一个独裁专制者身上寻找中国社会发展的想象空间，简直是咄咄怪事！
台湾经济的确创造过增长奇迹，政治、社会也取得了不少进步，但要论社会巨变的速度、规模、幅度与深刻程度，大陆的经济社会变化更是举世公认的奇迹。蒋经国的确在台湾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要论个人对整个国家、民族的历史贡献，毛泽东、邓小平更是扭转乾坤的伟人：一位引领人民把积贫积弱、一穷二白的旧中国，改造成独立自主、积极自信的新中国；另一位带领人民从危难局面突围，走上改革开放的富国强国之路。这些发展奇迹，这些历史伟人，怎么没见长平先生去歌颂、去铭记，却要独独“记住蒋经国”呢？其用意何在呢？
细看该文，作者先是要人们记住不可逆转的世道人心，接着要人们记住蒋经国对两岸和解与台湾经济振兴的功绩，最后话锋更进一步，“历史将会无可争议地记载，蒋经国一生最大的功绩，是他超越个人、家族和党派的私利，解除了戒严令，开放了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带领台湾结束了专制统治，推开了自由民主的大门”。这就一下子点明了，西方式的政治制度，恐怕才是长平先生念兹在兹的重点。
熟悉这位精英的人都知道，长平先生喜欢拿他的西方化的政治理念来衡量中国的一切。戴着这样的有色眼镜，一方面，他对共产党、人民政府以及中国社会的批评指责十分严苛，什么事都要以“普世价值”为标准来衡量和解剖一把；另一方面，对那些扯着自由民主旗号批评甚至歪曲、诋毁中国的言论，他却显得十分宽容。
我们不能不说，长平先生，您只怕是陷入了一种以西方价值为依归的意识形态偏执。“自由”、“民主”，确实都是好字面，但在现实中，是不是真的“好东西”，还要看条件、看效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已经为实践所证明，为亿万中国人民所认同，无视中国历史和现实发展条件，无视绝大多数人民的实际需求和利益，只知道奉西式民主为圭臬，一心要移植西方民主的人，恐怕最终只会撞倒在历史的南墙下。
